品读《日本民族的健康》之刘大杰

        时间在变，但历史不会变。日本民族吸引我们眼球的是从18世纪以来的对外开放开始的。这个民族的学习能力确实很强，日本呢人民在多灾的自然环境中养成了坚强的气质。日本的侵略是历史，我们该铭记；是历史，也该忘记。因为时代总是在往前发展，中华泱泱大国历史的足迹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正视历史并欣然的接受他，作为中国人民只能从生到死都无法释怀又何谈发展。学习是我们对历史一种积极的反应，憎恨只能让我们因不能放下、不够谦卑而错过进步的机会。品味那份和自己息息相关的压抑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是让人不够痛快，但只有在最痛苦的时候才进步最大对民族是、对个人也一样。所以，刘大杰先生的这篇《日本民族的健康》文章值得读一读，即使拿到当下也很有借鉴意义。


      刘大杰（1904─1977）我国著名文史学家、作家、翻译家，笔名大杰、雪容女士、绿蕉、夏绿蕉、修士、湘君、刘山等，室名春波楼。湖南岳阳人。1977年11月26日卒于上海。曾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安徽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

《日本民族的健康》（原文）

作者：刘大杰

一个人不怕他野蛮与年青，怕的是堕落与衰败。堕落的人缺少一种上进的野心与高远的志趣，受了人家的轻视与奚落，不以为耻。衰败的人在精神和身体上缺少一种坚强的力量，不能战胜旁人甚至于不能保护自己。一切事都只好听其自然。野蛮与年青并不要紧，只要他自身有觉悟，发奋自强，他就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在历史上，我们很少看见几个特出的人才，是从那种骄奢的贵族家庭里产生的。我始终相信野蛮人的前途，比堕落人的前途好。对于一个民族，只有堕落与衰败，才真是致命的伤。我们只要看现在世界上那几个活跃强壮的民族，便知道他们发展的力量，并不完全依靠他们悠久的文化和老大的年龄。不用说，悠久的文化和老大的年龄，可以得到旁人的尊敬，但是也容易受到旁人的欺侮。他把你悠久的文化的精华吸收过去，再在你老大的年龄的头上击一鞭子，就使你受不住。我觉得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就有点这样的情形。

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受到西洋势力的压迫，民族复兴的运动也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复兴的途径，几乎也是相同，便是西洋文明的采用。中国从派遣幼童留学直到现在，这几十年中在国外留学生的数目，不知道比日本在国外留学生的数目要多多少倍，但是中国的政治教育军事经济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比起日本来，实在是差得太多。这是为什么呢？最大的原因，还是民族的健康问题。我时常想，日本好像一个农家的青年，身体强壮，头脑健全，一旦有入学的机会，他就能够把吸收进去的外来文化，全部消化，运送到全身的毛细血管里去，使他变成宝贵的养料，他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很大的成就。中国这个民族则不然，好像一个堕落的世家子弟，身体衰落，染了一身恶劣的嗜好，读书虽也聪明，可是吸收进去的东西，不能全部消化，有时候不仅不能变成宝贵的养料，反而变为损害身体的毒药。正如现在有些学生，只学到穿洋服跳舞吃西菜一样。换句话说，西洋文明的采用，在中国这个衰落的民族的体质上，有些时候受不住，有些时候起了意外的反应。安眠针强心针打在一个强壮人的身体上没有坏处，一个体衰亏损的病人，常因此送了命。

中国的留学生有这么多，我们不能在中国的书店里，找到一部世界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全集。但在日本则不然，第一流作家的全集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样的本子，坪内逍遥博士，献了他毕生的精力，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伟大事业。这种可爱的愚蠢，在中国不会有，要在年青壮健的日本民族，才有这种力量。然而中国的文化，也就在这方面，树立了永固的根基。

在日本住过的人，都会记得日本人的饮食是如何的简单。几片酱萝葡，一块豆腐，半碗不能下咽的汤，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至于一般人吃的饭盒，内容更是空洞得可怜。但是他们的体质要比我们中国人好得多。我时常想，他们的胃真有些特别，如同牛马的胃一样，可以在养料缺少的食物里，吸取极宝贵的养料，来营养他们的身体。中国人吃的东西，实在是很丰富，但是身体总是不行。我相信对于一个人的身体，食物固然有多少关系，但是最要紧的，还在那个人的消化力量。一个病弱的人，吃了什么就排泄掉什么，你就是把血液注射进去也是没有办法的。因此，我了解了日本人的消化饮食与消化文化，是同样的健康。

从明治维新到现在，在日本全部建设的进展里，我们可以看出强迫欧化与选择欧化的两时期。在初期的欧化时代，日本人觉得自己太无知识太浅薄，什么也不如人，一点一滴都从欧美搬来，所以在政治上有大改组，在文化界有欧美书籍的大量翻译。到了第二时期，自己的根基稍稍稳固了，觉到这种盲目的欧化的危险，于是一般人都喊出要发挥日本人固有的特征的口号了。无论在政治艺术教育民族的个性以及衣食住行的各方面，他们都承认不能因为欧化埋没他们固有的特征，才是正道。这种过程，显然是进步的。不经过前一个时期，便没有这种自觉了解，选择和表现的力量。厨川白村先生在他的一篇“强迫的文明”里，用辛辣的文笔，尽其幽默的能事，对于热泵盲目欧化的文明，大大地讽刺了一顿，说什么把欧美的汽车搬到日本来，可是道路不平，人坐在里面，颠簸得要命。又说什么日本人穿了很漂亮的洋服，可是脚上穿一双木板鞋，口袋里摸出一根一二尺长的旱烟袋，令人看了土气得要命。可是日本人自己一点也不觉得，正在那里洋洋自喜。厨川氏的文章写得是在俏皮，其实这是可以不必的。一个年青和比较野蛮的民族，经过多少艰苦，走到文明的区域里，这种丑态是免不了的。并且这种丑态对于这个民族，一点没有伤损。怕的是永远没有进步，是欧美的汽车，永远在不平的道路上跑，是外国人占了你的土地，永远不抵抗。我们要知道，一个农家的儿子，送到都会里去求学，他那种泥土气是免不了的。世家的堕落子弟，虽说衣服语言态度样样都漂亮，结果他是要被农家的儿子打倒的。

我希望现在一天到晚呐喊民族复兴的人，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民族的健康问题。没有一个不健康的民族，能产生伟大的力量，能在政治文化的建设上，放出太阳一般的光辉来的。

                            八月十三日于上海

                （选自《宇宙风》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日本民族的健康》读后感

     看过《大国崛起》的记录片的人应该都知道日本走向强国之路的历程。我们不得不慨叹，一个弹丸之地，却能成为世界之强国；一个资源匮乏之国家，却能南征北战争讨四方；一个被国人称为“倭寇”的民族，却成为世界经济的巨人。而这一切的发生仅仅就在这160年的历史当中。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培里将四艘黑色近代铁甲军舰开到了日本江户湾口。次年，日本被迫结束了闭关锁国时代，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黑船事件”。对于中国来说，1840年6月，英国以虎门销烟为藉口，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并在随后两年（1841年8月和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国门被迫开放。两个国家，相似的经历却有着不一样的结果。虽然中国和日本在社会体制上都是封建国家，但在一些社会形态和文化上却略有不同。日本当朝天皇已经成为一种傀儡，而掌控大局的幕府政权也在趋于衰落。地方豪强长期格局，让这种政治联合成为一种可能。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日本民族的单一性和较强的主人翁意思，同仇敌忾抵御外敌。这种种条件最终保证了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后取得较好的效果。而中国却为什么没有驾驭东风发展起来呢？就像刘大杰先生所说“民族的健康”出了问题。
日本的学习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自唐代以来，日本就开始到中国来学习儒学、佛学、医学和茶道等等。日本经历”黑船事件“后，举国上下极度重视”教育“、”人才“、”商业“，之后便有了对日本影响深远的“明治维新”。刘大杰先生侃谈到“日本好像一个农家的青年，身体强壮，头脑健全，一旦有入学的机会，他就能够把吸收进去的外来文化，全部消化"。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

      所以，中华民族健康出了问题，“学习障碍”。不是不会学习、不能学习，否则也不会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指出中华民族的病理表现。翻看历史不难发现，我们的病因主要是：一、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仇视一切洋务，百般阻挠和破坏，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二、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三、列强不希望中国崛起，进行种种阻挠和剥削。
中华民族的另一个健康问题就是“骨骼畸形”，一个国家的体制就像一部车的发动机一样，某一时期你是先进的，但有了更高的作业要求和苛刻条件就要进行改进。当朝满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又怎能孕育出自由、开放、民主的土壤，而这一切都是西方文化生根发芽所必需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日本健康，因为其发展对于中央集权硬性压迫是不需要过力克服的。
还有，刘大杰先生没有提到过，就是”民族概念“。中国地域广阔，民族复杂，即使纵观中国的历史，外族元朝、满族清朝当权，尽管这对于民族融合很有益，但仍然会削弱人民的民族概念，尤其在近代满清统治的时期。正是这种尴尬的境况，才让政府不知道是满人的利益更大、还是中华民族的利益更大。这种畸形的民族意识必然左右部分当权者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决策的方向，甚至影响对其所作出的举措的执行程度。遗憾的是，晚清政府部分官员包括近代军阀，在民族存亡问题上，更多地考虑的是自己。
中华民族不够健康，就今天来说也犹可借鉴。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努力提高GDP的同时，是否在考虑人的教育。我们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的同时，是否能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出发，将理想拉的更近一些而集中在振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上。
刘大杰先生“老大的年龄”来形容中华民族，我觉得不妥。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时期没有迎合上西方先进文明的涌入，才是中国未能腾飞起来的根本原因。另外， 刘大杰先生的”我始终相信野蛮人的前途，比堕落人的前途好。"也说的过于主观。一来，前途的好坏与“野蛮”和“堕落”并无太大关系，尽管先生所指有物。日本的发展并非野蛮，而是时机和条件。中国的落后也非“堕落”，而是社会特点。所以中国的进步就在于体制和文化，是否能建立起进步和开放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结构。我也坚信中国以5000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乘着现代文明和先进技术的东风，一定会探索出一条中华民族自己的发展之路。这一天必不会太远，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而我们即是看客也是主演，一切只因为一个“时机”和“条件”。

2012年4月5日  凌晨1点

王瑞雪